文见《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通讯》第4期
近代中国有很多伤口,义和团事件是其中最长的一条,因为它时至今日仍在流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事件没有胜利者,因为它给双方留下的持久创痛和阴影都不是军事或政治上的胜败所能抹除的。在国人一面,事变最终,贵如亲王军机都逃不过诛杀,这一屈辱结果在极大加强朝野官民对清廷的离心力同时,更最终摧毁了国人延续千年的文化自信心,照王尔敏先生说法,一百年来流行于华人圈的崇洋媚洋的心态,启源于此。在此情形下,尽管后来潜伏于深层的民众排外心理仍不时爆发,但不论其打着“文明排外”或是别的旗号,其正当性都不免打了折扣。而在西人一面,义和团运动来势之盛,波及之广,远非此前的各地教案可比,尤其对于庚子年亲历使馆之围的西人而言,那种极端黑暗情境下的直观感受可能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领略了中国人的反抗决心”,但无论如何确实会产生“看清了真正之中国”的想法。这就可以解释,通过当时在华传教士、外交官员等人的记述,加上西方国内媒体的不断报道和宣传,“拳民”成为百年来西方中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笼罩于西人心头的一道阴影。
姚斌博士所作《拳民形象在美国》,于研究义和团运动在20世纪西方的影响方面,是国内学界迄今出现最深入的专著。尽管该书只集中研究美国,但就其涉及问题与挖掘深度而言,确实具有高度的代表性,从中读者当可窥见西方世界论及“拳民”时存在的一些普遍情况。标题和书中使用“拳民”(Boxer)一词,表明作者希望尽可能地贴近西人(美国人)语境的用心,同时该词相对较为中性,亦可避免如“拳匪”之类称呼本身已带有的价值判断。
全书主体共分五个部分,分别论述“拳民形象前史”、“拳民形象的产生”、“拳民形象的影响”、“20世纪拳民形象的延续与嬗变”以及“美国中国学界与拳民形象”,从而勾勒出一条形象起源、发展、嬗变、反思的清晰线索。“拳民形象”本身是历史的产物,于其发源时,除了义和团运动给西人造成的直接印象之外,它也和1900年之前西方人业已形成的中国形象相关;而在它发展过程中,也和形象制造者自身的立场、旨趣、意向的变化密切相关。因此,“拳民形象”是动态的,这里面当然有“野蛮”、“愚昧”、“异教徒的黑暗”等核心想象,但它一直带有“印证”和“反思”的双重张力,从而不能被固化和本质化地理解。
在国内学界,尤其在该书作者所处的比较文学界,有关“形象”的研究已有很长时间,也诞生出丰富的成果。“形象”研究更多地关注“言论”,关注制造者的心理,给人的印象似乎离客体现实较远,甚至其本身就已给人以“形象都是不真实”之类的暗示。但是,“形象”不是“幻觉”,就像作者在书中强调,“形象”研究不能将主体想象与客体现实割裂开来。“形象”当然不会是客体在制造者主体中完全无误、不偏不倚的反映,但另一方面,如果将“形象”完全看成是制造者出于自身需要的独立创造而完全与客体现实无关,也是不确切的。该书把“形象”看成虚幻与真实的混合体,致力于研究“西人想象与中国现实不断互动和交融”(11页)的过程,正是其理论价值所在。就笔者看来,其实更关键的是打破将主体想象与客体是否符合作为“真实”之标准,换句话说,其实主体想象与客体本身都无所谓“真实”,真正真实的只在于跨越和融合了主客体的认知活动本身,而这就是“形象”研究的基点。
从理论起点出发,作者尽力搜集了百年来美国人对中国及对“拳民”的各式言论,论述对象甚至晚近至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而引起的国内反美情绪,其材料相当丰富,视野也极为宽广。一般而言,具体的“形象”研究往往需要分解,以若干个词汇及其衍生的话语为中心,“拳民形象”所包含的,就是“野蛮”、“蒙昧”、“迷信”、“压抑/狂暴”这样一些核心话语,或者说“套话”。这些话语的运作,有时候并不显明,而隐藏在貌似公允客观的研究和报道背后,因此尤其需要细致勘察。
此书最为精彩,也是作者用力最深的,就在于对特定语境下“拳民形象”构建背后复杂意图的揭示。最初,“拳民”事件本身带来的创伤,使它在主流美国媒体眼里代表着落后、愚昧的“异教狂热”对现代世界秩序的拒斥,但这一事件之后不断地被重提,并不总是基于同样理由。20世纪上半叶,它与流行的“黄祸论”结合,使得美国人对华工移民的排斥心理和文化隔阂被放大;中共建国后,义和团狂热的暴民形象,又与美国人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结合起来,加深了敌对情绪。“拳民”作为鲜明的符号,以多种形式参与到现代美国人对中国的想象之中,成为妖魔化中国的重要武器。甚至对拳民起源的研究,比如支持还是反对清政府,如何被政府利用,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学术议题,而会和一些人对现实的判断——比如轰炸使馆后学生抗议游行背后是否有政府支持——产生联系。
深入美国和西方的“拳民形象”背后之语境,论者比较自然会产生后殖民批判式的倾向。部分西方人自恃“现代”之霸权,以“文明/野蛮”、“开化/愚昧”的二元言说结构来妖魔化异文明,正当化自身的行为。义和团事变中拳民固然杀害西人和教徒,但联军入京后对平民亦有抢掠屠杀之行为,但两者在西方报道中篇幅完全不对称,呈现出双重标准,此为鲜明的例子。从殖民史的大眼光看,作者更提到,“义和团运动的过程中出现的过度暴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定社会群体对共同生存困境的本能反应,该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世界其他地区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中也时常出现类似的狂热暴力”(280页),这对我们在更大的视野中重新看待义和团运动也有帮助。
但从另一面讲,“殖民/后殖民”批判本身并不能取消普遍人道原则,联军在北京的抢掠屠杀和西方的双重标准当然值得批判,但它并不能为拳民的杀戮行为增添正当性,义和团作为后发国家的反抗当然具有“历史合理性”,但其不能掩盖其某些行为对基本人道的违背。一国国民在另一国遭到屠杀,从而引发该国对另一国的妖魔化想象,这在世界历史中并不少见,也很难说就没有“历史合理性”。因此,在对义和团这样复杂的问题上,史实仍然是学者可以达到对话的基点,微观的历史情境探讨应先于宏观的道义评判。以此而言,作者在书中整体立场保有审慎的持中,即在少数地方,因为论述中国反抗被强加的世界秩序而声称“正义”(280页),亦只是从国际关系角度的大判断,相信不致引起读者误解。
总体而言,论述一国之内的某种形象,要比仅关注一个人、一部著作更加艰难而充满危险,因为形象制造者太过纷杂和多变,甚至简单地使用“集体想象”或者“深层心理”之类的概念作归纳有时仍显得空洞,因为它无法充分解释为何此种心理只在某些时候发生作用,也无法展现围绕着一个符号的各种情感和理智因素的复杂性。因此,从最微观的个体——自1900年的丁韪良直到最近面对着“中国崛起”的美国评论家们——上升到对百年来美国“拳民形象”创制和运作的整体考察,是荆棘丛生的历程,它需要在共时性的观念分析和历时性的语境重演之间找到恰当平衡。所幸,姚斌博士已经作出了极有价值的尝试。若从现实政治的角度,中美两国自然应当尽早翻过“拳民”这一页,寻找到相互理解的可靠基础;但就历史研究而言,回到本文开头,义和团运动及其中外两面之影响,仍是学者无法避开的重要主题。姚斌《拳民形象在美国:义和团运动的跨国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







